辭職有千萬種的理由，但最黯然神傷的是委屈。委屈來自得不到你看重的老闆或戰友體諒，開始時，你會堅持下去，認為繼續努力，他們總會改觀。最心碎的是他們冤枉你、控訴你，或者不撐你，不替你說句公道話，一次，兩次，很多次，慢慢你不想解釋，免得他們反罵你在自辯。再過一段日子，你開始心淡，提不起勁拼搏下去，情緒不再受波動，你發現已經進入麻木狀態。直到一天，你已經心死，帶着沒有靈魂的軀殼上班、下班；在家中看電視、跟朋友聊天都沒精打采，你知道這是辭職的defining moment。
委屈是一種「腐蝕性」的精神狀態，每次我都想說服當事人還未到心淡之前，便要拿出來跟上司溝通。有誤會的要澄清，有心結的嘗試解開，最低限度給雙方一個機會挽救關係，更要給自己一個交代——你所感到的委屈，不是出於誤會、猜疑、道聽塗說。
不過，大部分人都不敢坦白講出心底話，不只是難以啟齒，而是權力懸殊的問題。作為下屬的，怕提出來後，有權有勢的上司不但死口不認，還會影響印象，
很多人都會向我表白，覺得生命需要突破，再說白一點，他們覺得很「悶」。
他們其實問對了人，因為我從小害怕無聊、沉悶，經常要找有意義的事情來做，否則便覺迷失和頹廢。我隨即問他們小時候是否每個暑假都立志看書和突破常規，但「心有餘而力不足」，虛耗於重看電視劇如《神鵰俠侶》第8次、與弟妹同學玩撲克牌，到開學時充滿內疚感？他們莫不點頭稱是，而這些無聊沉悶感隨着離開校園與日俱增，因為出來工作後的空閒時間差不多都屬於自己，需要智慧懂得發揮這些剩餘「bandwidth」，才能給自己一個交代。
我明白他們說的「悶」不是要令自己忙個不停便能解決，而是能否好好運用時間、心力和天賦創造價值，這便算是對自己人生有一個交代。這種「悶」是對生命意義、對個人學習的要求，只要認為所做的事情可以對世界帶來一點好處，或自己能夠有所長進和啟發，無論有多忙，壓力有多大，都是值得的。
但我又不忍心說出心底話，因為激發他們活出使命人生的「副作用」，往往是充滿不確定、偏離主流的孤獨，尤其看到朋輩安逸生活時，哪怕是自己不想追隨的物質生活，都會帶來或多或少的內心掙扎。
我想診斷清楚坐在面前「無病呻吟」的人，
去年疫情進入第三波以前，曾參加我的領導培訓課程的高管，大多能保持士氣，並善用多出來的空間認真思考管理和領導問題，經常找我討論一直擱在一旁不想理會的人事和紛爭問題。疫情來到第四波，加上政治不穩定而需考慮應否離開香港，被裁員被減工資的打工仔或不斷燒錢的老闆，無不憂心忡忡，前途不明朗還要擔心第五波何時來臨，我也更加深入地幫助大家處理心理狀况，從管理別人轉移到管理自己的迫切需要。
面對現實 調適價值觀
去與留，不止是留不留在香港的問題，更是留不留在熟悉的工作環境。說到底，這要審視自己的學習能力，進而是能否啟動新的學習模式。
一直有穩定工作和固定生活模式的人，調節能力最受不起風浪。有些人不願意面對現實和接受變更，有些抱自欺欺人的心態，癡癡地等待香港回復至從前熟悉的生活模式。價值觀的調適是一輩子的功課，就是真正的學習——學習新的觀念，學習不同的信念，學習與新格局一起呼吸。
習慣與不確定因素同行
保持一種使命感（a sense of purpose），在風高浪急與呆滯不前之間，你不至迷失，因為你的purpose，能給你坐標（anchor），令你不被洪水淹沒。
從前的計劃和目標被打亂了，現在不少人要重新打造新時代裏的目標和一系列的計劃，需要一段時間，心情免不了時刻處於七上八落、患得患失的境界。有些人認為有一定程度積蓄的中年人擁有更多選擇，然而，他們卻較難轉行，
最近很多人待在家裏避疫，無盡的在家工作日子，加上年尾年頭衝擊大家反思過去和展望未來，多了時間跟我談管理——管理工作、管理人生。當中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論調，也有約定俗成的想法，我總結一些常見迷思，讓大家思考一下。
最近有兩幫人跟我談新計劃，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。我通常由願景和理念出發，繼而是營運模式，堅持焦點和討論須集中在這個最高層面，待大家建立共識後才談下一層次的可行性、風險和行動方案。其中一幫人還未弄清楚理念和願景，便跳到行動方案，自覺沒有能力，或找不到人手，或認為與他們熟悉的運作模式不同……始終不能抱開放態度探究新概念。
由願景出發 繼而談營運模式
經營一個公益項目或一盤生意，必須有策略、有方法，我說的是「大橋」、robust idea，具長遠的影響力。「大」不是指規模的大小，我甚至會先由小規模做測試，效果良好、團隊磨合成熟後才考慮縱向或橫向擴大。有人聽到大理念便抗拒，只從自身出發，寧願沿用舊有方式，哪怕是很低層次的山寨模式。
我感到奇怪的是，世上有很多人沒有結交「合作伙伴」的概念，找一些可以與你互補的人，包括比你更優秀和有能力的人，而且不止一個，而是幾個負責幾方面的角色或資源的合作伙伴。
我曾創辦一個義工項目，有一名搭檔負責日常運作，每天帶領幾十個義工行動。有一天，她宣布午飯時間後，我想到一個新主意，拿過米高峰，更改她剛宣布的時間。當晚才發現她極為氣憤，說我這樣當眾改變她的決定是不尊重她，以後由我負責她的工作好了！
我聽得莫名其妙，只覺她小器——我作為最高領導人，改變一個吃飯時間，又有說出理由，又沒有說你不是，哪裏羞辱了你？跟尊不尊重有何相干？我覺得無辜受屈，從此避開她，本來合作無間的關係，因為一件小事情，再也修補不了這道無緣無故的裂縫。
原來類似場面不時在職場和家中發生，特別當兩人在某些責任上擁有重疊權力時，便容易出現這種尷尬情形。
我跟過好的上司，懂得與我事先商量重大複雜事情，特別是人事調配和升降去留，我感到被重視和被栽培。我也跟過不懂管理的上司，與他關係好的話，便會跟我多商量一下（雖然都是聽他發表偉論）；當我們關係緊張，尤其是他開始把我邊緣化，又或是怕我反對而要隱瞞我的話，便會盡量減少與我一對一討論事情。然而，他愈想避免花時間解釋和辯論，愈令關係疏離、猜疑增加，衍生不少誤會，最後真的釀成互不尊重。
大決策無私下溝通 激走副手
有公司二把手告訴我，大老闆沒有概念多開一對一的小會議，任何大小事務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