兩年前的今天，我剛切除腦下垂體裡的一粒直徑1.5厘米的良性腫瘤。那是一個大手術，我在家養病一個月，心情特別寧靜，像「攞正牌照」、奉旨休息的時間，可以不帶內疚感地盡情睡覺、煲劇和看書。

入秋時分，我吃過晚飯後下樓散步，有朋友給我電話，講得投入，不想回家時進入電梯而打斷電話，索性坐在燈火通明的公園。

我很專注地講電話，說到興起，一個約八歲小男孩，踏單車停在我的跟前。他目光如炬、神色凝重，坐在單車上凝視我。我沒理睬孩子，他繞了一圈後，又在我面前停下，面無表情，雙眼仍舊凝重地注視著我。

不知道多久後，我開始感到不自在，直覺孩子很沒禮貌，聽我講電話，也不太明白為何一個八歲人仔會如此喜歡聽大人講話。我揮手示意著小孩離開，他才一去不返。

過了一會，陰風驟起，我看看手錶，原來已過凌晨。我驀然想起那小孩奇怪的眼神，暗自嘀咕，哪有這麼晚在公園踏單車的小孩？馬上四周張望，孩子不見了，依稀記得有一對情侶和零星的幾個人也不見了，整個公園就只有我一人！

腦海再次出現小孩的眼神，毛管直豎，心「離一離」！把電話掛掉，急忙回家，但覺走出公園到家門的二十米路程，彷彿變成一公里！

我想起幽默的弟弟曾問，做完腦手術後會否獲得特異功能的後遺症。我看特異功能倒沒有，「靈異功能」或許已出現！自此，我不時從家中窗口眺望公園，但一直未能重見那深夜踏單車的小男孩！我亦從此不再獨坐公園長凳講電話至深夜。

我想說的是，病人會琢磨得病因由，亦會找尋無緣無故患病背後的一點意義。我在四年裡分別割除長在兩個重要器官的腫瘤，還有一個心臟手術，每次醫生都說沒有原因解釋發病原因。

比起公園小孩更擾人的，卻是一眾憑直覺亂投藥石的旁人。他們愛說一些光怪離奇的問候語，例如：「我看你平時工作太操勞，才會糟蹋身體。」或曰：「你給自己太多工作壓力，弄至生腫瘤！」

起初，我還有心思稍作解釋：「連醫生也說很多病因是不能解釋的。壓力嘛，醫生也說自己都有很多，每天上班也覺胸口作悶。誰人沒壓力？一出生來到世上就有壓力，所以問題不是逃避壓力，而是學習管理壓力。」

人們總不罷休，硬說是我不懂休息，或過於拼命追求理想。於是我會顯得不耐煩，「我不工作，你來養我嗎？我不追求理想，變成一條鹹魚，或營營役役準時上班下班，就不會患病？」

當我聽過幾十人如此這般的嘮叨，便會停止解釋下去，有時轉換話題，或沉默不語，不屑與他們一般見識。這般沒經大腦的慰問，不其然地把發病責任加諸病人身上，變相指控對方「自作孽」和「都怪自己不好」！

既不煙不酒，且有充足運動睡眠和正面積極心態的我，卻多次患上解釋不了的病痛，我自覺很無辜。但上天要我患病，就是要給我磨練和學習的機會，周遭的人不懂安慰便少說兩句，不用把自以為是的原因硬塞到病人身上。

有些基督徒更喜歡把疾病簡單地歸咎於魔鬼的攻擊，繼而要求病人反省、認罪、悔改，令很多飽受煎熬的病人，平添一層罪疚感。對於工作忙碌的病患者，他們說成是沒有安靜聆聽上帝之過，對於周遊列國、輕鬆快樂者，他們說成是享樂主義，頻繁出外勞累了身體。無論如何，躺著也會中槍！這些人不好好研讀聖經，本著低級神學根基但霸佔著道德高地亂說一通，病患者最好避之則吉。

關心病人，說一聲「祝你早日康復」、「有什麼需要隨時找我」已很足夠。無中生有地提供患病原因的「三幅被」和廢話，只會給病患者帶來負面的心理負擔！

也有些人踴躍地提供不同的康復辦法，一大堆重複又重複的問題如「有沒有看中醫」、「試過針灸沒有」、「我介紹你吃xx和練習yy」，又是另一輪滋擾。如果我逐一解答為何不願做這個、試那個，後果只有沒完沒了的爭論。現在我學會了斬釘截鐵地這麼說：「我什麼都考慮過或試過了。總之，我只想跟隨西醫的指示，加上適量的運動來康復，不用再說了。」

別人聽見我堅決的語氣，自然懂得閉嘴，不再糾纏。倔強的語氣或會令人感到不是味兒，我也有點過意不去。然而，為了保持自己心境平和、耳根清靜，我認為應對自己好一點——「自私」地拒絕應酬別人嘮嘮叨叨地分享其養心法。就算他們覺得我封閉和不給面子，傷痕累累的我也顧不得那麼多了。

病人須面對眼前的一場仗，還有「why me」的無辜感，旁人不應為了令自己好過，便隨意帶著好心做壞事，言語間「突襲」病人沒有善待身體，逼使無辜病患者終日自責。更何況，這些低層次的reasoning，根本就是囉嗦和精神折磨，只令病人更加情緒低落、懊惱和厭煩。

像弟弟開一個玩笑，說一句「特異功能」的戲言，就是把一個沉重的噩耗，嘗試微妙地扭轉成「塞翁失馬」的正面「盼望」。誰知曉手術後我在公園看到什麼，但弟弟到現在還愛拿來說笑，嘲諷我竟會大刺刺地揮手趕走小孩或那「東西」，那種霸氣、陽氣和殺氣，才是一個患病者最需要的神氣！

2017.10.5